10月21日，中国与吉布提共同发布了关于维护非洲之角和平、稳定以及红海和亚丁湾航道安全的联合新闻公报。公报中重点强调了保护红海、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重要性，并指出各国商船在国际法框架下行使航行权利应得到尊重。这一表述在当前的地区背景下，显然有着明确的指向性，特别是对掌控曼德海峡也门一侧沿岸的胡塞武装而言。声明的时机也颇具意义。在一个多月前，胡塞武装成功夺取了红海重要城市穆哈，并向控制曼德海峡中央航道的丕林岛推进。随之而来的通行数据显示，9月10日当天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数量骤降至个位数，而几日前则有二三十艘船通过。尽管胡塞武装一再声称其海上行动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船只，但市场反应却往往无法区分其声明与实际能力。当一个非国家武装力量控制住关键海峡时，“选择性封锁”与全面风险之间的界限极其微薄。国际航运公司为了规避风险，选择绕行好望角所产生的额外成本，最终将会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国共同承担。

中国与这个航道的依赖性是长期且深刻的。中东地区原油占据了中国进口总量的四到五成，而红海至苏伊士航线则承担了中国与欧洲之间近六成的运输任务。曼德海峡并非遥远的地区新闻，而是关乎中国能源安全与对外贸易链条的重要节点。此前的报道显示，中国已就通行问题与胡塞武装进行接触，要求其确保中国油轮的安全通行，甚至有传闻称胡塞武装考虑对中国船只取消通行费。然而，这种“豁免”显然是脆弱且不稳定的，它仰赖于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好意或战略选择，而非可预期的规则。一旦胡塞武装的战术需求发生变化，“豁免”便可能瞬间失效。中国需要的是一条不会被任何单一武装力量随意切断的安全航道，而非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通行证。

选择吉布提作为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方有其深刻的考量。吉布提与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，最窄处仅约29公里，红海航道承担了全球约12%的海上贸易。作为沿岸国家，它直接承受着也门战事的溢出效应，而并非域外的调解者。在联合公报中频繁出现的“尊重红海沿岸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和意愿”“避免域外大国动辄诉诸武力”等表述，为通航安全建立了一个不同于军事护航的逻辑框架，强调航道的安全应建立在沿岸国的共识与规则之上，而不是由某支武装力量的“例外安排”或域外大国的军事介入来定义。将这份声明呈现在胡塞武装面前，其意图显而易见。胡塞武装此前宣称的红线是“只对与沙特、以色列和美国相关的船只采取行动”，试图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具有选择性的政治行为体。而中吉联合声明并没有在胡塞武装的限定之内进行妥协，而是宣布“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行使航行权利应得到尊重”，将这一原则上升为普遍共识。换句话说，曼德海峡的通航并不是胡塞武装可以任意裁定的“许可制”，而是不可被任一方单方面悬置的固有权利。

当然，一份联合公报并不能足以让胡塞武装放下武器或解除海上封锁。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划定了一条外交底线，并为可能的长期僵局设定了评判标准。中国在吉布提已建成首个海外保障基地，但其在红海安全方面的公开立场始终以政治调解和沿岸国协作为主，而非军事介入。因此，这份声明的核心作用在于，试图在胡塞武装将曼德海峡“私有化”为通行许可的背景下，引入一个由沿岸国家共同认同的规则框架。这不仅是对胡塞武装的警示，也是在向所有依赖这一重要水道的国家发声：虽然你可能一时站在航道的咽喉之上，但却无法将整条航道变为你的收费武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