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9月，南京举行了日本投降的仪式，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书。根据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台湾及澎湖应当归还给中国。然而，尽管二战结束，领土争议并未就此消失，冷战迅速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如果将台湾问题搁置不谈，近代中国的领土争议中，常被提及的三块区域是藏南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，以及南海特定的岛礁。这些争议的根源各不相同，有的是殖民时代的边界遗留问题，有的是战后安排造成的争议，还有的是涉及海洋权益和岛礁控制的重叠。

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侧，传统上与西藏地区在行政、商业与宗教上有着深厚的联系。英国在殖民印度期间，为了增强其战略深度，提出了“麦克马洪线”。1914年，英属印度与西藏地区的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签署了一份相关文件，但中国中央政府并未对此线进行承认，因此也未形成中国认可的正式边界协议。这一事件的关键不仅在于地图上出现的一条新线，更在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衰弱及西藏地区的特殊政治环境，使得英国得以将其提出的边界主张向北推进。印度独立后，继承了英国的领土主张，并逐步向争议地区推进，尤其重视达旺一带。1950年至1951年间，印度在达旺建立了实际控制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西南边境正在重建行政秩序，使得边界问题愈发紧迫。1962年10月，中印边境冲突爆发，中国军队在东段和西段取得了一定进展，随后主动撤退至实际控制线附近。报道称，并没有“直逼新德里”的情况，这种说法是夸张的描述。

钓鱼岛的问题则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清政府将整个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，钓鱼岛位于台湾东北部，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中长期都有记录，因而中国认为其为台湾的附属岛屿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后，台湾和澎湖回归中国版图，但钓鱼岛却被美国纳入琉球托管，未能随同台湾一起回归。1951年《旧金山和约》签订后，美国继续管理琉球，而1971年，《日美冲绳协定》生效，将相关施政权移交给日本，中国对此表示明确反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钓鱼岛的争议并非在战后才出现，其主权问题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便已开始。日本通过战争获得其控制权，之后又在美国主导的战后安排中进一步巩固。1972年，冲绳归还日本后，日本才开始实际控制钓鱼岛及周边海域，争议持续至今。

南海诸岛的情况则更加复杂，西沙、中沙、东沙和南沙等岛屿分布广泛。历史上，中国渔民在该海域长期进行活动，历代政府也曾开展巡航、测绘和行政管理。1947年，国民政府公布了南海诸岛位置图，标示了传统海疆范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继承维护这一主张。然而，由于南海岛礁远离大陆，管理上长期面临困难。自20世纪70年代起，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国相继在相关岛礁建立据点，文莱也提出了部分海域和岛礁的主张。这一局面并非一朝一夕的改变，而是殖民遗产、海洋资源、航道安全及沿岸国家竞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目前中国实际控制西沙群岛、中沙部分岛礁和南沙部分地区，而越南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在各自控制的一些岛礁上经营。各方在地图、历史证据及国际海洋法的解释上明显存在分歧，无法简单用“谁先插旗”来表述。

1958年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了领海的范围，明确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内。2016年，南海仲裁案裁决后，中国政府坚决表示不接受该裁决。值得强调的是，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是截然不同的法律问题，岛礁归属、领海范围、以及专属经济区划分等也不能混淆。以上三处土地产生的历史脉络各有不同：藏南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陆地边界争端，钓鱼岛与甲午战争及战后托管相关，而南海诸岛则集中展现了海洋权益与岛礁控制的复杂性。要真正理解这些争议，必须追溯条约、地图、行政管理及战后国际格局留下的深远印记。